张亚卓:书写神经内镜的“开拓史”



“作为一名从事神经外科工作35年的外科医生,我的最大追求就是能用最好的技术、最小的创伤、最大限度地去除病变,给病人最佳的治疗效果。” —— 这是由张亚卓编著的《内镜神经外科学》再版前言里的第一句话。

张亚卓,现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开始,近20年的时间,他带领团队克服了传统观念的巨大阻力,从传统技术改进、新技术研发到内镜相关器械和仪器的改造更新,在大量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技术特色,最终把神经内镜技术推广到全国。

沿途荆棘而心有所向。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镜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


仁术:技高人胆大

对于一名外科医生来说,手上“活儿”的好坏决定了病人的命运,而在大脑这个遍布神经元及神经纤维的地方进行手术操作,更是对医生技术的顶级考验。就像有的人在大米粒上刻诗一样,在大脑神经上精雕细琢,就是张亚卓每天要面对的工作。

“现在开始就是危险操作了!”他左手把持着内镜,右手熟练地操作手术器械,虽强调着,但国字脸上的神情淡定自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手术日,但这个手术的难度却一点儿都不寻常。

颅底脊索瘤是一种比较罕见的颅脑肿瘤,尤其当脊索瘤侵袭到海绵窦时,对于外科医生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此种脊索瘤位于颅底中央,肿瘤包裹颈内动脉,压迫脑干和丘脑下部。如果把头颅看做一个篮球的话,肿瘤的位置就在充气口到球底那条直线的正中。面对这种“深不可测”的病灶部位,如果开颅切除的话,不但时间长,病人花费多,最重要的是不一定能顺利切除肿瘤。

张亚卓选择了经鼻内镜入路进行手术,这也是他近20年来最被称道的手术创见。这种特殊的入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复杂垂体瘤以及脊索瘤获得了微创、安全和高质量的手术切除;部分以往需要开颅显微镜手术治疗的颅咽管瘤和颅底脑膜瘤通过逐步探索,目前也可以通过经鼻扩大入路获得满意的手术切除。尤其是颅咽管瘤,使用内镜经鼻手术切除,术后内分泌紊乱的反应更轻微,内镜经鼻的优势逐渐显现。

“内镜开道,经鼻入路。”八个字说起来容易,但看实际的操作却能把人惊出一身冷汗。术者和助手要手执内镜,同时要将几个手术器械经微小鼻腔或口腔送入病变区域,器械要在如蜘蛛网般的颅底神经血管通道中穿梭,一旦碰到重要的神经或者是血管,都可能造成病人残疾、瘫痪甚至死亡。

“现在大家提高警惕,非常危险!”张亚卓此时已是第三次发出了提醒,手上却一点儿也没有怠慢。接过取瘤钳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器械从鼻孔伸进去,在那根粗大的颈内动脉旁边夹出了部分肿瘤组织,迅速拿出放到了旁边的机械盘内。此时,他略微松了一口气,眼睛仍旧紧盯着屏幕,观察其他未取出的组织。随后,在10分钟内,他又熟练地拿着器械进出病人颅底三次,将剩余的肿瘤组织顺利取出。

手术室内的所有人终于放松下来。“太凶险了!”嘴里说着,张亚卓开始淡定、耐心地进行止血步骤。

时针指向了中午12点半,这台神经内镜手术仅仅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而如果是传统的开颅手术,最少也需要一倍以上的时间,既能节约一半时间,又能满意地切除病变,是他用近20年的经验积累换来的。


开拓: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对于张亚卓来说,类似的手术数不胜数,但每次手术前,他的心里依然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八个字。丰富的经验带来的是不畏惧,而充分的准备才是成功的保障。

神经内镜的手术成功率提高了,病人对张亚卓也更加信任了。十几年前,张亚卓给一位高龄内蒙古的病人进行了经鼻垂体瘤手术。在当时,神经内镜刚刚起步,病人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病人回忆:“当时张所长说经鼻进去做,年龄大,肿瘤又大又硬,风险是有的,但是选择这样一个手术方法是最佳的,我们可以搏一搏。”手术非常成功。他认为张亚卓教授身上最可贵的就是担当精神,因为有底气、有技术,所以敢去拼、敢去做别人不敢做的。

在张亚卓近10年所做的4000多例手术中,有2900多例是用神经内镜技术完成的。从裸眼下切除肿瘤,到使用显微镜手术,再到神经内镜技术异军突起,中国的神经外科技术从落后于国际水平,已发展到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跃上世界先进水平。

1998年,我国神经外科的先驱 —— 王忠诚院士指派张亚卓在天坛医院建立全国第一个神经内镜专业组,自此他们开始系统地开展内镜神经外科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从脑积水、颅内蛛网膜囊肿到脑室肿瘤,从垂体瘤到斜坡脊索瘤再到颅咽管瘤,张亚卓逐步拓展着神经内镜手术的治疗范围,并主编了《内镜神经外科学》等书籍,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广神经内镜技术,成为中国内镜神经外科的开拓者。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于张亚卓而言,将这项技术发扬光大,才是病人最大的福音。

(中间为张亚卓教授)

“神经外科已经全面进入微创神经外科时代,神经内镜技术的应用使许多神经外科疾病的诊疗方式发生变革,使一些疾病的治疗由不可能变为可能,治疗过程由复杂变得简单。同时,神经外科医生对一些疾病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这条探索的路上,关山阻隔,荆棘满途,然而,张亚卓一直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最难的,是改变一些神经外科医生对新技术的排斥,改变陈旧的传统观念。

曾经有大夫因为不相信内镜技术而不愿意做这类手术,张亚卓就一次次地带着他们上手术,手把手地教,闲时就给他们“洗脑”。经过一段时间的“头脑冲击”之后,他们看到手术的成功率很高,手术质量很好,内镜技术确实可以给患者带来更小的伤害,从而逐渐接受了这项新技术,开始跟着张亚卓 “闯天下”。

近几年来,神经内镜基本设备以及仪器的快速更新使神经内镜技术完成更复杂、更精细的手术成为可能。“软硬兼施”,让神经内镜基本技术一步步在全国基层医院落地生根。


心术:保证术后“生存质量”

作为王忠诚院士的第一位博士后,张亚卓时刻谨记恩师的教诲:“病人是医生最好的老师。”

“病人越多,实践越多,病人身上就是书本。”在他心里,尊重病人是基本的准则。病人给予他足够的信任,他也会尽己所能让病人“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每周,张亚卓有两次查房的时间,一般不到早上8点,他就已经来到了病房。除了普通和特需病房之外,ICU病房也是重要的一站。

(张亚卓让身在ICU的病人在纸上写下愿望)

这里一般收治着手术风险较大的病人,几天前刚做完巨大下斜坡脊索瘤切除手术的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躺在病床上,插着呼吸机,不能说话,但见到张亚卓后马上伸出了手。

张亚卓立马露出了微笑。“来,咱们握握手!嗯,你手挺有劲儿啊。”略带东北味儿的话既亲切又温暖,他紧紧握住李女士的手,又说,“是不是挺想出去的?没事儿,我给你家人带个话!”

随后,他交代旁边的医生拿了一个大的纸张,又递上一支笔。李女士眼里泪光闪烁,写下:“想早日与家人团聚”。“放心吧,我一定给你的家人带到,好好养病,再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张亚卓依旧微笑着,小心地把纸张拿到手里,另一只手拍了拍李女士的手。在病房外,他边说着病情,边亲自把纸张交给了李女士的家人。在家属的连声感谢里,张亚卓挥了挥手,快步赶去上手术。

在他看来,病人需要这样的心理疏导,宣泄出负面情绪,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如果说心理疏导是 “自选动作”,那张亚卓的“标准动作”就是熟悉每一个病人,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病人张新(化名),手术12年后又拿着片子来就诊,刚说了自己的名字,张亚卓就问了一句:“你的孩子是不是快上初中了?”

12年前,张新到天坛医院就诊后发现得了脑垂体瘤并伴有不孕,由张亚卓给她做了经鼻入路的肿瘤切除手术后,恢复很好。术后没多久她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如今,儿子已经11岁了。“张所长每天接触的病人那么多,我没想到他对我还印象这么深,毕竟我做手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他!”张新说。

“我们会对手术的病人进行随访,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打电话问问病人情况。每次病人来复查,我都会让他们去研究所留一下影像资料及病例资料,以备我们随时观察病人情况。”张亚卓说,他对病人的了解一方面是自己脑子能记住,另一方面是依靠研究所成熟的信息数据化平台。


痴狂:以梦为马,不忘理想

人必须有所执,方能有所成。张亚卓是个十足的工作狂,他的时间是按分秒计算的。

上文中提到的那台手术,工作狂人是这样安排的:七点半到医院;九点钟到颅底解剖室特意为了这台极其复杂的手术进行解剖学上的模拟准备,以保证术中能避免损伤重要的颈内动脉,尽量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十点到手术室;十二点半手术结束出来吃午饭;一点半开始出特需门诊;三点再进手术室;五点半结束手术;六点离开医院继续外出帮助有困难的医院会诊指导手术。

这样的安排对张亚卓来说是“家常便饭”。他身边的学生说他周末也是在开会、做手术来回循环,没有休息的时候。就在笔者采访之时,他的办公室内外,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的病人不断。

忙碌,却甘之如怡。他的学生李储忠透露,张亚卓要求当天的术后情况当天就要汇报,病房里如果有重要的情况,他半夜不管几点都会赶过来。

这种“拼命三郎”的狠劲儿从年少时期就已展露锋芒。

少年时代的张亚卓,也许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神经外科的名医,那时,在他心中燃烧的是航天之梦。

“当一名航天工作者,就希望能上天,能为全世界人民服务。”就这样,怀抱着航天科学家之梦的张亚卓即使在1975年作为知青下乡时,仍然随身带了许多文化书籍,求知不倦。

1977年,中断多年的的高考恢复,张亚卓与“航天梦”失之交臂,却在 “我能做医生吗”的自问中重写了自己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学业出色的张亚卓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当时最艰苦的工作 —— 神经外科。“那个年代神经外科是非常艰苦的,条件设备都很差,诊断难,治疗难,手术死亡率、致残率也极高,多数人都不愿意干,我选择它就是想挑战一下,干成了就是一番事业!”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显微外科技术在国内还很少见。在边远的黑龙江,一位名叫张亚卓的年轻神外医生,却已经在实验室里尝试用小白鼠练习显微神经外科技术。

此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教授,正在北京天坛医院精心打磨着世界级水平的神经外科。在“考研“这个名词还不为人熟知时,张亚卓到天津医科大学神经外科求师于我国著名神经外科前辈薛庆澄教授、浦佩玉教授攻读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5年时,张亚卓终与天坛医院结缘,来到院内的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成为王忠诚院士的第一位博士后。毕业后,张亚卓留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和细胞室主任,并在王忠诚院士的指导下,从1998年4月开始,在天坛医院负责开展神经内镜手术,这一干就是近20年


育人:严于律己,严于待人

张亚卓的学生都有点儿怕他。

“你这字太潦草了!病人和同行怎么看啊?撕了重新写!”一次普通门诊中,张亚卓对学生发了火,原因是学生写病历的时候“不认真,字写得太乱”。挨批的学生吐了吐舌头,马上低头重新开始写,一笔一划。

与他共事20年的宗绪毅主任透露,张亚卓自从来到天坛医院,写的病历就是全院的典范,即使把1995年的病历拿出来和现在书写的病历进行比较,也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张亚卓有这个习惯,是因为病历不仅给医生自己看,也是给同道、给病人的重要临床资料,涉及病人未来疾病的走向。

做学问要认真,前提是做人要规矩。这是张亚卓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心有所畏,行有所止,言有所诫”被学生贴到墙上,当做自己的做人准则。张亚卓的在读博士翟一轩在今年儿童节收到的礼物是张亚卓自己编写的书籍,扉页上,张亚卓工整挺拔的字跃然纸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他的学生赵澎说,看到好的文章,张亚卓会要求学生写读后感。平日里,恩师会经常说学生的缺点,一针见血指出来,偶尔他说一下优点,学生们都有些不习惯。     

严师出高徒,在于毫无保留的交心。李储忠说,作为内镜神经外科领域方面的实干家,张亚卓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胸怀宽广,没有一丝一毫技术上的保密。

在在读博士赵斯达心里,张亚卓老师是个大度包容的人,在生活方面会替她想到很多事:比如刚来了北京有没有地方住,怎么处理学业和生活的关系……老师都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已经毕业7年的谢微嫣也认为老师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在生活上他不会管太细,但会给我方向上的点拨,给我提一些意见。一点儿都没有长辈的架子。”

对于未来,张亚卓希望培养出更多的内镜神经外科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愿望:希望未来人工智能与神经内镜技术达到融合,使得新一代的机器人内镜技术成为可能 —— 因为导航机器人定位精确,操作无误差,术中实时进行脑漂移纠正,使得手术准确性精确到毫米,它完全可以取代人工手扶内镜的工作,靠听从术者的操作指令自动调节视野,使远距离遥控手术更加精确和完美,从而可将手术并发症降到最低。

在自己认定的路上,张亚卓勇往直前,如同哲学家加缪所言:“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采访札记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偏安天坛医院一隅,灰色的外墙折射出久远的年代感。从这里步行到病房楼、门诊楼要拐好几个弯。笔者在跟访张亚卓的这段时间内,跟着他走了很多次。

他总是大步流星,在医院的人流中敏捷地穿梭着,以致于笔者时时小跑才能跟上。途中,会遇到不同的人跟他打招呼,他通常答应着,却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不走快一点,心里不踏实。

每天的工作都在他对自己的强压下进行着,然而,他还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饮食上严格控制。“一个月内已经减了十斤了,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就是那种做什么事都能做成的人。”同事如此形容。

全年无休的工作难道就不会厌倦吗?“我热爱,所以我会坚持,我坚持了,就会多一个病人受益。这是最快乐的事。”如此回答着,张亚卓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笑意盎然。


医生档案

张亚卓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

兵器谱认证

神经内镜治疗颅底肿瘤及脑室疾病

垂体腺瘤和脊索瘤的个体化综合治疗

颅咽管瘤等鞍区肿瘤的外科治疗

门诊时间

每周二上午(普通)

每周三下午(特需)

专家简介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  侯任主任委员、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脑肿瘤研究所所长、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主席、《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总编。

主要从事神经外科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在中国内镜神经外科领域做出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是中国内镜神经外科的创业者及学科带头人。应用神经内镜手术技术治疗脑室、脑池和颅底疾病数量和质量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编出版了《脑室外科学》、《神经内镜技术》及《内镜神经外科学》等一系列的内镜神经外科学术专著。基础研究方面在脑肿瘤分子分类指导个体化治疗的基础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依托7项国家级重点项目的支持,围绕垂体瘤侵袭和放、化疗耐受的问题展开研究,为垂体瘤的分子分类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先后承担4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项目(863计划)、1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卫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国家级项目,累计科研经费9959.7余万元。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12篇,申请国内外专利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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